1935年2月，在赣南于都南部山区，一间简陋的农舍内，两位主要领导坐在对面，神情冷淡，不愿互相搭话。外面连绵的雨水已经持续了数天，泥泞的山道上满是泥浆，远处偶尔传来枪声，显得格外紧张。屋子里的气氛凝重，刚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论。高个儿的那位，因受了腿伤而将长腿架在板凳上，伤口仍在流脓，脸色显得异常苍白。对面的他，比陈毅年长几岁，是一名工人出身的书记，脸红如酒，双手拍打着桌面，沉默不语。 陈毅对项英的话语中透露出愤怒，他批评项英“五心不净”，并说道这让他们面临灭顶之灾。他的意思很明确：若项英再继续如此犹豫，他们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。项英，出生于湖北武昌，成长于工人阶层，早在十八岁便投身工运，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党内知名的工人领导。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，因共产国际对工人成员的重视，项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，成为中共中央的核心成员，并受到斯大林的关注，得到了他赠送的手枪，始终随身携带。来到中央苏区后，他历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革军委主席，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副主席。 陈毅与项英在分工上似乎搭配良好，一人负责党务，一人掌管军务，但由于项英作为书记，掌握着最后的军事决策权，然而他对军事指挥却极为生疏。 随着红军主力的长征开始，这两人的分歧也逐渐显现。1934年10月，包括项英在内的留守干部们在会议上讨论如何应对局势，他提出应将剩余的红二十四师与地方武装集中在瑞金、会昌、于都和宁都之间建立阵地，以坚守中央苏区，并打算扩军组建新的红三方面军。他认为主力红军很快会返回，重整山河。 而当时腿伤未愈的陈毅，在被担架抬到会议现场后，明确表示主力红军无法返回，质疑一万多人的力量如何能够阻挡敌人。他提议分散部队游击作战以减小损失，但项英拒绝了他的建议，认为不应轻易把根据地拱手让给敌人，坚决主张保卫阵地，认为逃避战斗是懦夫的表现。这一分歧标志着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加剧。 项英的固执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。国民党军的北路部队发现红军的局势后，开始加速推进。1934年11月底，项英决定红二十四师在瑞金与会昌之间与敌军遭遇，尽管红军投入了五个团兵力，但敌方仅一个团，最终导致惨重的损失。此战后，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坦言，战斗“打得像儿戏”。牛岭的惨败让项英不得不面对战局的严峻，但他仍未能立即改变自己的指挥方式，他在军事决策上始终摇摆不定，疲于周旋于攻守之间，浪费了大量资源。陈毅见状愈发焦急。 1935年2月，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机关已经转移到于都南部山区，苏区的县城已全被国民党军占领，瑞金和于都相继沦陷，留守的部队被困于于都南部狭小的区域，周围尽是敌军。项英始终未能果断下决心分兵，陈毅无法再忍受，直接找上项英表达自己的看法：眼下只有选择游击突围或被围死两条路可走。他再次指出项英的犹豫不决，此言引发项英的不悦，他认为陈毅情绪消极，充满失望。两人争吵不休，陈毅用“五心不净，要输个干干净净”来形容项英的状态，尽管这话直言不讳，却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，充分揭示出项英在军事指挥上的摇摆正将大家推向绝境。 分局委员贺昌试图调解，劝陈毅多倾听项英的意见，但陈毅心中明白，再继续拖延将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斗争，中央分局于1935年2月召开禾丰会议，决定九路出击，陈毅和项英率领部队向赣粤边的油山突围。突围的过程异常惨烈，贺昌在一次激战中中弹，不幸自杀身亡，毛泽覃在掩护战友时也英勇牺牲，年仅29岁，瞿秋白在突围过程中被敌军俘获，最终被杀害。在这次九路突围中，最终只有三路成功突围，大部分留守人员在那年春天陨落。 陈毅与项英最终坚持突围到达油山，在此与先前抵达的小部队会合，开始了后的三年游击战争。在汲取牛岭惨败与突围代价的教训后，项英逐渐放弃了阵地战的思想，接受了游击战的策略。1935年4月，他们在油山长岭村召开会议，由此确定了以“依靠群众，坚持斗争，积蓄力量，创造条件，迎接新的革命高潮”为目标的游击战争方针。